茶是我国的传统饮料，饮茶、品茶、在中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，而驯化、种植茶树，制作茶饮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饮食的重大贡献。 提到茶的起源，每每要谈到神农。在华夏大地上自古就流传着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而解”的传说，这里的“荼”，也即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茶。
       一、三峡茶和神农得茶
       有学者认为，神农得荼的地点，就在今天三峡地区北部的神农架一带。当然，神农得荼的故事，或为后人杜撰，无以为凭，但关于中国饮茶历史起源之说。目前所在多有，尚无定论，有上古说，即以神农氏为饮茶之开端；有西周说，此说以《华阳国志。巴志》所载巴国向周王室纳贡茶叶为依据（其文为：“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……其地东至鱼复……丹、漆、茶、蜜、灵龟……皆纳贡之”），并且“园有芳蒻、香茗”，说明其时的巴地已经开始人工种植茶树了，除此二说外，尚有战国说，秦汉说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考究中国茶史，是史学家的工作，但在三峡饮食文化这个题目下，我们倒可以谈谈三峡地区的我国茶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       在历史典籍中，除前述《华阳国志》提到三峡地区的茶叶生产状况以外，在着名的茶圣--唐代陆羽所着的《茶经》一书中，也有对三峡茶的描述。《茶经》开篇论及茶的起源时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乃至数十尺；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。”大意是茶主要出产在南方，高矮皆有，而在三峡地区一带，有的茶树高达数十尺，需两人合抱，采摘这样的茶树，只有将树枝砍伐下来方可。
       灌木形态的茶树，是由乔木形态的野生茶树驯化而来，陆羽的这段文字，实际上是证明了当时在三峡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野生茶树，这就为茶树的大规模人工栽培提供了基础。结合《茶经》与《华阳国志》中关于三峡茶树和三峡茶产的描述，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三峡地区在中国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这些证据即便尚不能断定三峡地区就是中国饮茶的发源地，但起码我们可以认定三峡地区是中国茶树栽培的重要起源地之一。
       二、三峡茶与三峡茶诗
       自古以来，三峡茶即与文人结缘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。 在历代不少诗人的笔下，多有对三峡茶的描述和赞美。这些作品，有的记录了三峡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状况，有的则充满了对三峡名茶的赞誉。如唐代诗人韦处厚就任开州（今重庆开县）刺史时作《盛山十二景诗》，其中一首为《茶岭》，其诗云：“顾渚吴商绝，蒙山蜀信稀，千从因此始，含露紫英肥。”将开州茶岭茶（今名龙珠茶）与唐代有名的贡茶--顾渚紫笋茶和蒙顶茶相提并论。
       大诗人李白一生酒诗无数，但和茶有关的诗，仅得一首，是为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》，在诗中李白对当阳玉泉寺出产的仙人掌茶大为赞赏，“举世未之见，其名定谁传”，认为“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，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”，唐代诗人郑谷亦曾作《峡中尝茶》一诗，其诗为：“簇簇新英摘露光，小江园里火煎尝。吴僧漫说鸦山好，蜀叟休夸鸟嘴香。合座半瓯轻泛绿，开缄数片浅含黄。鹿门病客不归去，酒渴更知春味长。”诗人在诗中对小江园这种三峡名茶赞不绝口，认为其可以和鸦山、鸟嘴等当时的名茶媲美，并对小江园茶的特点做了深入的描述。
       而宋代诗人陆游在其《入蜀记》中则谈到了三峡茶叶贸易的情况：“晚次黄牛庙，山复高峻，村人来卖茶者甚众”，可见其时茶叶的种植和贸易在三峡地区已经非常普遍。他还在《三峡歌》中写道：“锦香楼前看卖花，麝香山下摘新茶”，据《奉节县志》记载：“香山寺在县东南三十里，麝香山上产香山茶。"陆游甚至在三游洞亲自取水烹茶，并赋诗，其诗尾句为："囊中日铸（一种茶名）传天下，不是名泉不合尝”，对三峡的茶和水都作了高度的评价。明代杨慎于巫山县作《竹枝歌》，全诗为"最高峰顶有人家，冬种蔓青春采茶。长笑江头来往客，冷风寒雨夜天涯。“则对茶叶生产进行了描写。清代彭秋潭的《长阳竹枝词》又写道：“灯火元宵三五家，村里迓彭也喧哗。他家纵有荷花曲，不及侬家唱采茶。”可见其时在采摘茶叶的过程中唱采茶歌已经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了。
       三峡地区不仅是我国茶树栽培的重要发源地，三峡人民对制茶工艺的进步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三国张揖在其着作《广雅》中提到：“荆巴间采叶作饼，叶老者，饼成以米膏出之。”亦即在茶叶之中添加米汤和米糊等物，再将茶叶压缩成饼状，以便于保存和运输，这说明当时三峡人民已经开始对采摘的茶叶进行加工了。又因新鲜的茶叶有青草味，于是人们开始摸索去除茶叶异味的方法，自汉末始，中国开始出现蒸青制茶法，于唐时盛行。蒸青法即以高温水蒸气将茶叶软化，再经揉捻、干燥而成。三峡地区是中国率先应用蒸青法的地区之一，然自炒青法问世后，蒸青在中国几被替代，当代中国的蒸青茶屈指可数，三峡地区恩施一带所出蒸青茶恩施玉露则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不过多为出口，国人反倒不知其味了。